2026年是全球波涛汹涌的一年，全球战争风险急剧攀升！,2026年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大事

2025年是二战结束以来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一年，全球约有59场国家间武装冲突，波及60多个国家。这其实也预示着，2026年将是全球波涛汹涌的一年，全球战争风险急剧攀升！

为啥？

一、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维持全球安全与秩序的领导责任，越来越不愿意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。美国曾是二战及冷战的最大受益者，但近年来美国觉得霸权收益越来越低于霸权成本，亏本了。2026年1月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，涵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、世卫组织、巴黎气候协定等关键机构，创下单次“退群”数量之最。其中世卫组织退出程序于1月22日正式生效，但美国拒绝缴清2024-2025年度约2.6亿美元会费，硬性"退群"，另外，美国还拖欠联合国常规预算21.9亿美元、维和摊款24亿美元，占全球欠费总额95%，反映出美国拒绝单方面承担全球公共产品成本。2025年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》首次承认"无法维持全球霸权体系"，明确将战略重心收缩至西半球，逐步退出欧洲、中东及东南亚"非核心区域"，使得这些区域出现权力真空，从而引得各方势力进行争夺。比如日本，面对美军可能减少在东亚部署，日本防卫省紧急扩建‌与那国岛地下军事基地‌（距台湾仅110公里），提升情报侦察能力；减少对美制“战斧”导弹的依赖，转向发展自主远程打击力量，强化西南诸岛防御体系；政治层面，高市早苗等鹰派人物公开宣称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”，试探中国底线，为修宪扩军制造舆论空间。

二、地缘政治竞争的全面升级与多边机制的深度失灵。俄乌战争进入“消耗战深水区”，俄军在顿巴斯与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，试图通过“以战促谈”策略实现战略目标；巴以冲突外溢至红海地区，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的对抗升级，导致航运成本上涨超20%；苏丹武装冲突持续一年，造成1.2万人死亡，400万人流离失所。这些冲突的长期化与复杂化，使2026年全球战争风险进入“高危临界点”。

三、全球各主要国家，中国除外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经济增长长期低迷，美国、欧元区及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显著下降，陷入“迷失的二十年”困境。为应对危机，各主要国普遍采取超常规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，但效果有限。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实施量化宽松，虽维持相对复苏，但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形成资产泡沫，产业空心化更加严重，制造业占GDP比重不断降低。欧元区及其他西方国家则受制于债务高企与结构性矛盾，改革进展缓慢。新冠疫情爆发后，全球经济再度遭受重创，各国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。尽管推出大规模财政援助与货币宽松（如美国疫情期财政刺激总额达5.2万亿美元，远超2008年水平），但主要经济体复苏分化明显。政策重心从结构性改革转向短期维稳，导致深层次问题未能解决。疫情加剧了既有经济脆弱性，导致多数改革进程中断或失效，甚至加剧了债务、通胀与阶层严重固化等系统性风险。

四、路径依赖。全球各主要国家，历史上但凡爆发经济危机，往往对外发动战争，通过掠夺他国资源、市场来弥补亏空。 19世纪至二战前，列强常通过战争转嫁经济危机。例如：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棉花、茶叶贸易，引发当地饥荒，支撑工业革命。19世纪后期，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经济困顿，加速向北非和西非扩张，掠夺橡胶、铜矿等资源。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加剧社会矛盾，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三国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，通过侵略扩张转嫁危机：大萧条使德国工业生产下降40%，失业率超过30%，社会动荡加剧；垄断资本与军方扶持希特勒上台，将其视为“恢复秩序”的工具。纳粹政权推行“战时经济”，大力发展军工产业，通过扩军备战吸收失业人口，并将“夺取生存空间”作为国家战略。最终，德国通过侵略波兰、法国、苏联等方式，试图建立自给自足的“欧洲新秩序”。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，大萧条使其出口锐减，农业与工业同步衰退。军部势力借机崛起，主张“以武力解决生存危机”。1931年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侵占中国东北，建立伪满洲国，掠夺粮食、煤炭、铁矿等战略资源。1937年全面侵华，进一步扩大资源攫取范围。意大利在一战后经济停滞，失业严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墨索里尼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上台，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，试图重建“新罗马帝国”，以转移国内视线。

2025年全球经济低迷，多国陷入“低增长+高债务+高通胀”陷阱；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，全球经济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明显增强‌；‌右翼民粹主义上升‌；‌产业转型失败‌：各国押注未来产业未果，加剧零和博弈心态。

五、全球各主要国家押注未来产业纷纷失败，加剧零和博弈心态。日本押注氢能源，欧盟押注绿色技术已失败，美国押注人工智能，却一直无法大规模市场化，印度押注替代中国制造业，结果制造业比重不升反降。

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起押注氢燃料电池，2017年更将“氢能社会”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1000座加氢站、推广80万辆氢车。然而现实极为惨淡：截至2025年，日本氢燃料电池乘用车保有量仅约8000辆，2025年前4个月销量仅151辆，远低于年度20万辆的目标。全国在营加氢站从2024年的161座降至2025年7月的151座，呈现“越建越少”的倒挂趋势。氢气零售价达每公斤1100–1200日元，每公里使用成本约7.3日元，接近汽油车水平，且主要依赖“灰氢”（化石燃料制氢），环保成色不足。尽管丰田、本田持续投入，第三代氢燃料系统在耐久性、效率、成本上有所突破，但‌全球主流车企已全面转向锂电池路线‌。比亚迪、特斯拉用磷酸铁锂电池以低成本、高安全、快充便利的组合，彻底绕开了日本精心构筑的氢能专利壁垒。日本的失败，本质是“技术领先”输给了“市场选择”。

欧盟大力推动“绿色新政”（Green Deal）和“RepowerEU”计划，目标是2030年实现低碳氢产能1000万吨，摆脱对俄能源依赖。然而其绿色转型正面临三重困境：‌工业外流风险‌：高昂的能源与碳成本导致钢铁、化工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向美国、中国转移。德国2025年工业PMI持续承压，部分企业暂停投资或减产。‌技术落地缓慢‌：绿氢制取依赖可再生能源电解水，但风电、光伏建设滞后，2025年欧盟绿氢成本仍高达每公斤4–6欧元，远未达到与化石能源竞争的水平。‌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反噬‌：虽然旨在防止“碳泄漏”，但推高了进口成本，引发贸易摩擦，也未能有效激励本土技术创新。欧盟的绿色战略‌在缺乏成本竞争力与全球协同的情况下，单边推进反而削弱了自身制造业根基‌。

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与大模型技术上全球领先，谷歌、微软、OpenAI等企业持续突破。但问题在于：‌应用场景有限‌：当前AI主要集中在内容生成、客服、编程辅助等轻量级领域，尚未在制造、医疗、交通等核心产业实现规模化渗透。‌投资回报周期长‌：训练大模型成本动辄数亿美元，但商业化收入仍集中在广告、云服务等少数渠道，难以覆盖投入。‌监管与伦理争议‌：AI生成内容的版权、虚假信息、就业替代等问题引发广泛担忧，政策滞后制约了大规模部署。尽管AI被视为“新工业革命引擎”，但‌目前仍处于“技术高原”阶段——看得见未来，却走不出实验室，技术领先未能转化为实体经济的生产力跃升。

印度高调推行“印度制造”（Make in India）计划，试图承接中国制造业外迁红利，但结果令人失望：‌制造业占比持续低迷‌：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4.72%，不仅远低于中国的37%，甚至低于德国的28.5%，且近年未见明显提升。‌产业链依赖中国‌：印度52%的手机零部件、43%的医药原料依赖中国进口，一旦供应链中断，产业将迅速停摆‌基础设施与劳动力素质短板‌：电力供应不稳定、物流效率低、技能型工人缺乏，制约了大规模工业化进程。尽管印度GDP总量在2025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，但‌经济结构“虚胖”——服务业占比超60%，制造业未能成为就业与出口的支柱‌。所谓“替代中国”，目前更多是口号而非现实。

因此，当各国押注的未来产业纷纷落空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，政治压力上升，便更容易转向对外争夺来弥补内部失衡。

六、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盛行，越来越多国家憋不住，越来越不理性。

2020–2025年，英国改革党（Reform UK）、德国选择党（AfD）、法国国民联盟等右翼政党支持率显著攀升，多国选举结果印证其政治影响力扩大。学术研究证实，右翼民粹主义政权普遍奉行“本国优先”、退出多边协议、质疑国际法，直接削弱联合国、WTO、北约等协作平台效能，为冲突升级创造政治温床。